从黄九郎说起 (2009)
最早读到《聊斋志异》中的《黄九郎》时，很是激动和不敢相信，当时远没有女同的那篇《封三娘》有名，似乎都还没有什么人发现，是直到几年前才忽然开始在网上的新世代间流传开来。
故事和歌特式的鬼恋又有不同，放到现代几乎可以归类到耽美BL的兽人宗——每次提到兽人都会冒汗，日系的口味实在不是一般的重。
荒郊野外的蓦然惊艳，比女子更美的黄姓少年大约十五六岁，因为年纪小都还没有学名——再汗，其实中国古代的男风更多的与古希腊的“少年爱”相似，普遍的美的典型是“青春期的男孩子，很健康，皮肤也好，身体正在发育，大部分已经成熟”(王小波《他们的世界》)。
本来正派的黄九郎，终于被何生的痴情所感而半推半就地以身相许了，之后的故事就发展得更加离奇，先是何生因为兽恋而病毒身亡(暴汗，史上最早的SARS病例)，被黄九郎相救而借尸还魂后还在其帮助下转了性向，娶了黄的表妹为妻。而似乎为了突显黄九郎的美色与智勇，还安排了他色诱贪官，扮女装大跳天魔舞，使得“侍妾十余无颜色”，替何生除了害。
故事实在是传奇得很，但其中爱情部分除了肉体关系外都比较淡薄，何生对少年的热情是典型的火相星座般只图得手，而黄九郎对何生也似乎更多的是结义的感情。而文后“异史氏”的评语对男风也是抱持嘲讽的态度。
同样的惊艳一瞥，《品花宝鉴》中的子玉与琴言之间则走的是“才子佳人”式的纯情路线，仿佛算是一片深情了。在当时“戏子无情”与欢场狭优的泥沼中，只有幻想中的莲花才能生出这样的“寓言”(子玉与琴言)，但可惜再美也只是朵纸糊的莲花。故事背后虽然影射了毕秋帆与李桂官，一代佳话之下总有心酸；而将美少年假托为“女貌男身”，此种理想化的“柏拉图”式的“好色不淫”又让人觉得好不虚伪，略嫌矫情中大概也只是缘于对纯洁的向往吧。
似乎在异性恋男权的高压下，一切另类边缘的情感都只有套用礼义与贞烈的模式，方可有些许生存空间。而无论“娈童”还是“相公”，始终脱不了阶级压迫的背景，其中即使有感情也大多是单方面的，所谓“攻”与“受”的关系之中，都体现着阶级与财势的特权。
李渔在《无声戏》中那则“男孟母” 的故事也是刻意强调了异性恋模式，并且走得更远。文章一开头就先是大段的“官话”，有些类似于现在某些片头的“内容涉及同性爱话题，有可能使一些读者不快，若您对此话题反感，请免看。”故事开始时先介绍了许秀才不喜妇人的“七可厌”， 而在他典房卖地“娶”到了第一美少年的尤瑞郎后，为表现忠贞，尤瑞郎竟为爱自宫(不知道东方不败是不是从他身上得到的灵感！)。到头来那许秀才的同志爱似乎也并不完整。
而在许秀才去世后，改名为尤瑞娘的变性美人，竟也守贞养育继子，还因为孩子也生得太帅而一再受到同性的骚扰而效法孟母三迁，将异性恋男权模式遵从到可书贞节牌坊的地步。但尽管这样一心试图挤入儒家社会主流模式，文末还是回到“官话”，以歪诗再次嘲弄一番作罢。
为爱自宫的“男孟母”尤瑞郎，几乎把异性恋的三贞九烈套用了个尽，但在李渔的另一个故事中，美少年虽也是被去了势(不过好在这回不是自宫)，却大约因为是为民除害的准英雄，故而少了些许挖苦嘲讽。
李渔的故事集《十二楼》中，《萃雅楼》里经营花卉书籍香料古董四项 “俗中之雅”的两个书生店主，和一个超级美少年权汝修，组成了个“同志三人行”的铁三角(想不到中国的古人竟如此前卫，眼下在欧美很流行的关系在明朝的中国就已经有了)。
可惜树大招风，不久少年之美就成了拖累，被当权奸臣严蒿之子看上，两个无权无势的哥哥当然保护不住，最终权汝修被设计去势，委屈下只得 “苏武牧羊”般地忍辱敷衍仇人，实在是“红颜薄命”加上“与敌同床”的同志版。不过最后美少年智勇之下得以太监身份混入皇宫并亲面皇上申了冤，在法场刑前痛骂仇人，还将仇人的头骨做了溺器。
《萃雅楼》是个很戏剧化的复仇故事，其中的同志情节其实并非主线，但也侧面写到了明朝中国民间男风之盛。而其中仗势欺人的黑暗特权阶级，似乎在当今社会依然有现实意义。
说到明清小说中对同志爱的讽刺态度，其实源于明清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保守社会制度，当时不止对于同志如此，对妇女也比之前更加压制。史上常说“臭汉脏唐”，其实早期的中国古代人在很多方面要比后来开放得多，明清几乎算是中国历史上迟到的中世纪了，虽然是由中国式残酷礼教顶替了西方的宗教势力。
另一个同志“共枕树” 的故事，出自以“天然痴叟”之名所著的《石点头》中的第十四回，原名“潘文子契合鸳鸯冢”，在猎奇的叙述下却是个“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同志爱情传奇。其中的婚姻及传宗压力在今日中国依然是同志的不能承受之重，两个痴情同志的生死恋似乎稍加改编就可以直接移植到现代来。
文章开头虽还是强调了“夫妇五伦之始”以及男风的“将男作女”之好笑，但也承认“那男色一道，从来原有这事”，还列举了当时各处乡语对其的种种称谓。也为了小说的世俗口味而解释了安陵君和龙阳君的故事以及子瑕分桃和董贤断袖的典故，还提到了当时福建的男色传统。
故事的开始很简单，典型的“翰林风月”套路，两个少年书生潘文子与王仲先在西湖边的学馆同窗，日久生情。美少年潘文子一向洁身自守，直到王仲先以终身不娶为誓才得以成欢。但两人的亲密举止终被同学发现，“人言可畏”下被逐出了师门。
因为娶妻压力与羞于返乡，两少年于是走了中国古代仕途不遂的知识分子常取的道路——“归隐”，以“学道成仙”的理由远遁罗浮山过起了世外桃源的生活。但好景不长，终于双方的父母携着两少年各自聘定的未婚妻追到深山，见到的确是双逝合葬的同志爱人墓。而在面临未婚即寡的黑暗前程，两未婚妻竟也为了空空的贞节二字先后“殉夫”，陪葬同志墓边，留下一段“佳话”，读来实在有黑色幽默的恐怖。
而大结局是二女墓上各挺孤松，而仲先与文子的幕中则是生出“连理大木，势若合抱，常有比翼鸟栖在树上”且“同声相应而歌”，简直有“孔雀东南飞”的意境了。
潘文子与王仲先的悲剧其实在于两人因为同性爱而拒绝娶妻生子的“社会责任”(相比于当时很正常的“形婚”他们真是爱到够纯粹够偏执了)，对爱情的不容妥协使他们站到整个社会的对面，正如以卵击石、飞蛾扑火，也才只有以死“谢罪”这唯一的出路了。
所以从异性恋视角来讲述的同性爱故事，终究脱不料猎奇和挖苦，而如《品花宝鉴》那般对感情洁癖到另一个极端就又矫枉过正了。想要比较自然些的世俗浪漫，反在色情文学里才能找到。
当初借“醉西湖心月主人”之名的两部现存的限制级作品《宜春香质》和《弁而钗》，前者更多的是对同志圈里滥情无义现象的劝戒(有些类似《龙阳逸史》的市井气)，而后者则是比较完满的同志爱情故事集，几乎已经走出了异性恋模式的俗套。比如其中“情贞记”就讲了个典型的“翰林风”的韵事，读来比当今泛滥的言情小说还要生动。
其实除了小说，历史上的其他文学形式中关于同志的故事更多，但似乎例子一时间举不过来。
比较有意思的应该是那部现存的明代四折杂剧《男王后》，讲的是南朝陈文帝的男宠韩子高的故事。
史上最早记载的韩子高本来是智勇善战的英俊猛将，辅佐陈文帝征战，在其成为了皇帝。但在陈病逝后失宠而被赐死，年仅三十岁。但千年后的审美显然偏向于将同志美男阴柔化，除了由韩姓而改为了“陈”子高(从“夫姓”或是仆随主姓？)外，对他的形象也是完全没有征战沙场的勇猛，而是狐狸精般的妖媚，整个成了男版的“妲己”。
而故事的依据只是当初在侯景之乱中陈文帝与当时十六岁的子高相遇后，曾经的一句爱情戏言，表示如果将来做了皇帝就让子高做自己的皇后(天，比亚历山大大帝都更豪迈，亚历山大大帝也只是做到了后妃与男宠并列的程度)。
其中的唱词“孔翠雌雄认未真，虚度韶华十六春，都一样翠蛾颦。只争个鞋弓三寸，那里肯妩媚让红裙！”提到的缠足，已经完全是明朝的风情了。
可见将男色阴柔化的倾向，也是中国很多文学作品的特色，其中与东亚人的体质及审美情趣都有关。如果将勇猛善战的韩子高描写成“芬兰汤姆(Tom of Finland)”型的阳刚模样，恐怕是当时的国人难以想像的。
有种说法，认为我国对同性恋的歧视可能发生在西方宗教(如天主教)传入之后受其影响，尤其是后来早期的西方心理学中对同性恋的界定。比如在明代葡萄牙传教士克洛士的《中国志》和意大利神父利玛窦的书信中，都对当时被视为常态的男风现象大感震惊。
中国古代似乎对同志或直男并没有今天这么明确的分类，美女与娈童时常被并列而举(甚至有一部《童婉争奇》中的上卷就是讲女妓与男娼争风的故事)，同性爱似乎只是一种无伤大雅的喜好而已，更加构不成西方宗教中的“毁城之罪”。
其实到了二十一世纪，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了西方文化中的各种偏颇之处，重新审视曾被西方“现代文明”所压制或同化的亚洲文化，发现很多方面其实更加接近自然。
比较反映人类自然性心理的比如《红楼梦》中贾宝玉与秦钟的关系，受了现代西方模式影响后的我们显然很难理解，明明是直男怎么可能有同志关系？其实从同性爱到异性爱之间本来就不是非黑即白的，比如著名的“金赛量表(Kinsey scale)”就是比较合理化的理解方式。
宝玉的“情种”称号不虚，“色若春晓之花”的他除了在少女中周旋，男色中也接触过北静王一支的蒋玉菡，以及侠气的柳湘莲，其实当时的社会中对于是异性、同性、还是双性都完全没想过要这么明确地界定出来，所以最后无论怎样还是要娶妻生子，完成了传宗接代的责任后，其它的感情生活就都是个人喜好的问题了。
再至于当今社会盛行的“恐同症(Homophobia)”，除了保守环境下人云亦云的情况外，其实以现代心理学的分析，反是恐同倾向越大，其自身的性向越可疑。因为没有个人利害关系的冲突，谁又会这么平白无故地大动干戈；不过是无法面对自己，看到别人那么逍遥而感到不平衡。
2009年6月